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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在华业务显颓势

魏骥遥  付鹏


  统计显示,2009年至今,花旗银行在中国的零售业务已亏损3.5亿美元。虽然花旗中国整体业务受到其外国公司关联业务的提振,仍维持盈利,但其消费者银行业务的困境不容忽视。同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受阻并非个别现象。数据显示,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多年,但其在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占比仅2%左右。英国的渣打集团和总部位于香港地区的东亚银行的消费者业务同样处于亏损状态,汇丰控股的零售银行业务虽实现了盈利,但面向富有客户的私人银行业务出现亏损。整体来看,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与中资银行相比存在一定的边缘性,这其中存在客观原因但也不乏主观因素的影响。
  
  1 业务模式与国内投资者需求不符
  
  10年前,各大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可谓风生水起。数据显示,2006年,仅上海的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就达到652.40亿美元,年均增长量高达22.44%;各项贷款余额337.44亿美元,年均增长27.51%;各项存款余额195.97亿美元,年均增长42.33%;税前利润达3.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1.62%。但2016年以来,各大外资银行的年报却不尽人意。
  
  花旗中国数据显示,2015年花旗银行营业利润为12.81亿元,相较2014年年末的19.62亿元下降6.81亿元,降幅近35个百分点。自2015年至今,花旗银行相继关闭了在华的5家网点,并出清了原本持有的广发银行的全部股份。
  
  东亚中国公布的2015年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东亚银行在华营业收入总额约2.94亿元,较2014年下降5.86亿元,降幅达73.68%。
  
  星展中国披露,2015年全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27亿元,较2014年减少9%,星展中国将这一数据的变化归因于2014年11月起央行进行的6次降息。
  
  渣打银行甚至出现1989年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仅税前利润就损失了15.23亿美元,净亏损达21.94亿美元,相比2014年同期税前盈利42.53亿美元的水平降幅甚为明显。
  
  初期,外资银行在高端理财、银行卡、金融衍生品和网上银行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统计显示,美国私人银行业务的利润率高达35%~40%,花旗银行、恒生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控股等零售银行业务的利润分别占到总利润的69%、51.25%、54.4%和46%。
  
  上述数字表明,零售银行业务一直是外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但外资银行目前的困境与其经营理念有一定关系,这些大型外资银行高估了自己对中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或者说高估了自身品牌价值在中国的影响力。虽然大多数外资银行已经发展了较长一段时间,形成了相对完善、成熟的产品及管理方式,但这是否适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仍需要仔细思量。
  
  据普益标准数据显示,2015年7月~2016年7月发行的最低预期收益率低于0的产品均出自外资银行。这类产品具有极高的收益上限,同时也拥有极低的收益下限,产品收益的波动性较大。
  
  由于国内理财业发展初始形成的以银行信誉为背书的刚性兑付深入人心,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理财产品几乎是零风险投资的代表。因此,外资银行此类高风险高收益产品并不适合普通投资者。而对于高净值客户而言,配置银行资产的目的通常以保值为主,用于博取收益的高风险资产有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甚至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等。虽然外资银行仍然遵守了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基本逻辑,但对于普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了解程度与中资银行存在一定差距。中资银行所发行的结构性产品往往是保本类产品,其收益区间较窄且收益上限较低,可达成的收益与外资行的结构性产品相距甚远,但符合了大多数投资者零风险的避险诉求,因此这类迎合大多数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产品更容易占领市场。
  
  另外,中资银行对于资产的选择通常为高收益固收和类固收资产,以债券和融资类债券为代表,仅将所得收益投向衍生品市场,使得自身风险也能得到较好控制。
  
  2 监管限制和市场竞争
  
  除主观因素外,国内的监管环境及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构成了外资银行快速发展的障碍。虽然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政策有逐步放松的态势,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后,即使是在该条例中,也能看到外资银行在国内发展受到的一定限制,“外国银行分行应当由其总行无偿拨给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的营运资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业务范围和审慎监管的需要,可以提高注册资本或者营运资金的最低限额,并规定其中的人民币份额。”
  
  另外,由于国内对于外汇有着严格的监管,很少有人能保留大量外币在境内,因此外资行在国际业务上的优势较难体现,只能专注于个人对私业务。而以理财业务为例,外资行的结构性产品、QDII产品都较难与中资银行丰富的产品线相抗衡,直到2014年外资银行才被允许开展境内基金业务,使得外资行的个人理财业务发展极为缓慢。
  
  监管因素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外资银行的发展。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使得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步履维艰。在国内,国有大行拥有数量众多的物理网点,客户黏性极强,其整体地位难以撼动。以上海为例,发展较好的外资银行,如汇丰、花旗的网点数量仅有10余家,而国有银行中,仅工行在上海就有超过400多家支行网点。
  
  从2015年年报来看,外资银行的物理网点仍在继续减少,显露出难以为继之势。而物理网点同样相对较少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及部分大型城商行则积极拥抱互联网行业,与通过手机提供银行业务、支付及投资服务的新兴互联网科技公司合作,达到减弱传统银行业务占比,迅速实现经营转型,快速扩大市场占比的目的。而在这一点上,外资银行无疑慢了一步。
  
  据了解,直至2016年1月,花旗中国才正式推出手机银行,与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开始建立有关便捷支付的合作,而大多数中资银行早在2014年便开始拓展该市场。受限的服务内容、滞后的响应机制和极弱的客户基础使得对便利性极为重视的国内客户很难舍弃中资银行而选择外资行。
  
  3 重新定位目标群体
  
  基于目前的发展趋势,外资银行想在未来实现逆转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具体来看,仍然以银行理财业务为例,“资产荒”的情况仍然存在,未来商业银行理财资产配置的中权益类资产的比重必然会逐步增大,而资本市场的业务布局及投资管理也将成为重要的战略方向。
  
  在这样的趋势下,外资银行在内地资本市场尴尬的边缘地位又将使其难以跟上中资银行的步伐。如在IPO市场占有率方面,2013~2015年,最成功的合资银行瑞银证券,其内地IPO市场占有率也仅有2%;德意志银行的合资公司中德证券的市场份额也仅为1%;高盛高华更是只有0.3%。在境内资产获取能力的比拼中外资银行的颓势可见一斑。
  
  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所遇到的尴尬境地使其必须调整自身发展方式,例如放弃部分发展滞后且增长缓慢的业务、重新定位客户目标群体、考虑与中资银行进行局部合作,并更专注于自身优势业务,如针对超高净值客户的私人银行业务等,打造相对中资银行的差异化服务战略,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发展迅速的中资银行面前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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